篇一:《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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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作者：俞佳奇
来源：《大观》2015年第04期
摘要：乡贤的内涵从其产生至今有着丰富的历史韵味和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贤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当今乡贤应该适应其新定位，来融入新时代，传承并发展乡贤文化。本文对此综述乡贤文化研究成果，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一、解析乡贤内涵的时代变化
张玉娟认为明清时期的乡贤是本地德行著闻之人，可以分为品德高尚的乡贤、风节著闻的乡贤、文章显著的乡贤、政绩卓著的乡贤四个种类[1]。在乡贤身份的分析上，赖功欧、刘军通过故绅和乡贤之间的比较，认为故绅和乡贤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地方绅士指介于国家政权（官方）与地方社会（民间）之间，身份、地位不同于一般民众，而可以对地方事务发挥影响力的个人或家族，而乡贤则被囊括在这一概念中[2]。余新忠、惠清楼认为乡贤是在地方社会居于领导地位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大体而言，乡贤可分为绅士与平民两部分[3]。魏峰通过对宋代地方先贤祠祭祀对象的分析，说明宋代地方先贤祠在选择祭祀对象时并未将受祭者与其里籍的联系作为首要条件，而受祭者的声望或学术背景则是决定性因素，至明代地方乡贤祠受祭者的籍贯才成为决定因素[4]。王泉根认为“乡贤”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道德与才能的层面而扩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5]。胡彬彬认为现在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有文人学者、政府退休官员、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人华侨等[6]。王先明认为乡贤是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的尊称，是对去世者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7]。
二、探索古代乡贤的积极作用
张玉娟认为乡贤在居乡期间推行各种譬如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课学子、建桥、修路等诸多义举，促进了乡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1]。赖功欧、刘军认为乡贤的作用体现在稳定地方社会和施善救济方面[2]。赵克生指出乡贤祠与名宦祠有扶翼圣门、激励后人、化民导俗的作用[8]。毛国民认为乡贤的作用在于治理乡村，并将其称为“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乡贤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发挥作用[9]。张会会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认为明代乡贤传“孝”的书写形式分为两部分，乡贤传中作者所传达的教化思想，通过乡贤传的刊刻、传播进而影响了乡里“孝”的实践，因而乡贤的教化作用便体现其中[10]。胡彬彬认为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府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
篇二:《中国乡贤文化》让乡贤文化更好传承{乡贤文化作文}.
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正是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丰富现实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自古就有尚贤的传统。乡贤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是千百年来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一块基石。然而，笔者近期到一些农村地区调研发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贤文化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如何传承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发挥维系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所谓“乡贤”，是指那些品德、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人。品德高尚，在本乡本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乡贤最显著的标志。乡贤文化，就是围绕乡贤德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乡村治理理念，比如“耕读传家”“经名行修”“勤俭持家久”等思想，在农村地区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历史上，无论是中央政令在地方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社会愿望的向上传递，乡贤都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发挥过重要的桥梁作用。优秀的传统乡贤文化是可资利用的重要文化资源，新时期的农村治理和乡村社会建设，也应该从中汲取营养。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
变化，包括乡贤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比如，大批农村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使一些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的现象，农耕时代形成的守望相助、抱团取暖的生活习惯被打乱；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农民与土地分离，耕读传家的习俗难以传承下去，等等。乡贤文化遭遇传承危机，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诚信危机、孝道危机等，给新时期的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今天，我们提倡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正是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丰富当下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
当然，传承不是原样照搬，而是要与时俱进，比如，如今的乡贤不可能再是乡绅、儒生的形象，他们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如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他们在农村基层群众中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此外，“新乡贤”也包括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海外华侨等，他们返回故乡后，用所学所长来反哺桑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力不少。要更好地传承、弘扬乡贤文化，就应该重视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让他们的善言善行像古代乡贤一样垂范乡邻，培育文明新风，
这有利于在农村积极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蓄正能量。
篇三:《乡贤》乡贤
乡贤是对故乡有德行，有才华，有贡献的人，当然也包括为故乡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上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自古至今，乡贤辈出。乡贤以他们的高风亮节和辉煌业绩谱写了上虞文化历史，他们是故乡的脊梁，是故乡人民的杰出代表。
我的故乡在上虞，从古到今，这里就是一片繁荣昌盛之地，因此培育出了许多人才，如：王充、谢安、张杰等众所皆知的伟大帝王虞舜等，王充是因为从小勤学好问、爱看书才成功的。我看书知道王充曾有一个“看白书”的故事：他因小时家境贫穷，没钱买书，但爱看书，然后天天到书店白看书，日子一久，几乎所有书店的人都认识了他，欢迎他来看书，这样，王充的知识越来越渊博，最终成了一个有名的思想家。
张杰爷爷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仿佛着了迷，省吃俭用，将1200余万元血汗钱无私奉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有人说，他是呆子，但张先生说：“不呆的，人总是要死的，空手来空手回去，我何不多做点好事。”在某些人看来，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抓紧享乐；而张先生则认为，人活在世上应当抓紧做好事，所以他曾经制订过助教“五年计划。”1998年，张先生71岁，他自知年事以高，更加快步伐，倾其所有，专门设立了“张杰教学事业发展基金。”{乡贤文化作文}.
他们的精神是可贵的，乡贤文化鼓励着我们勤奋向上，因此，我
相信虞山舜水一定会涌现更多的未来乡贤。
大勤小学
四年级：石雅炯
朱欣雨
篇四:《用乡贤文化滋养主流价值观》用乡贤文化滋养主流价值观
——访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
郭超《光明日报》（2014年08月15日02版）
记者：如何理解传统乡贤文化的力量？
张颐武：乡贤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乡贤文化实际上属于士阶层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中国社会中，士阶层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社会文化精神的倡导者。他们出门为官，回乡之后就是士绅，起着维护本地社会秩序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的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就要靠士绅来维系，他们是文明的传承者和价值观的守护者，他们就是传统社会里的乡贤。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
记者：传统乡贤文化与今天中国主流价值观契合点在哪里？
张颐武：如康有为在19世纪末所说，中国传统文化遭遇了“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仍在巨变的进程之中，这种“变局”就包括曾经
深受乡贤文化滋养的中国乡村社会所遭遇的冲击，包括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民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发生变化，传统文化习俗与现代文明发生冲突。
但是，我们要看到，虽然乡土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传统社会的架构没有完全坍塌，乡村社会中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依然广泛存在于乡村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乡贤就很重要了。作为本地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乡贤在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面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就不可或缺了。
可以说，乡贤是传递中西文化的“转换器”。因为乡贤对于中西文化都有较为客观准确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扎根本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乡村的情况有同样的了解；另一方面，他们是具有新知识、新眼界的读书人，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知识技能有一定的把握。另外，在传统文化中，士阶层对于老百姓的意义非常重大，现在虽然没有以前那么重视，但是乡村人尊重读书人的传统没有变。所以，现代的乡贤成了传播中西文化的桥梁，让中西文化有了“可译性”，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周边的人，同时通过村民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递现代知识。
乡贤也是缓和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程中有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里面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让农民、农村顺利加入现代化进程，分享
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
记者：如何发扬乡贤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滋养今天的主流价值观？
张颐武：现代社会中存在两种乡贤，一种是“在场”的乡贤，一种是“不在场”的乡贤。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的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家乡的发展，他们的思维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够影响家乡。中国传统有“离土不离乡”的观念，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只要出自农村，就算身在异乡、异国，他对于故土还是有很深的认同感的。乡贤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是如影随形地刻在他们身上。在乡村社会结构受到冲击的当下，他们保持着精神的稳定和内心的持守，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乡贤文化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
中国需要乡贤文化的复兴，但这不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而是需要村舍民间领袖和社会体系的有机融合，精英和地方治理的有效结合。我们要避免本地生长起来的乡贤离乡之后就断了和本乡的联系，这需要政府给予支持。乡贤是乡村社会的黏合剂，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人格修养成为乡民维系情感联络的纽带，让村民有村舍的荣誉感和社区的荣誉感，这样的乡贤文化是有上进心和凝聚力的。
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价值观的引导者，同时他们也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社会中的乡村，因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是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当然，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是，我们要重申乡贤文化对于乡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存在，让村民的行为有规范，价值有引领，这种作用是无法取代的。（本报记者郭超）
篇五:《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乡贤”一词，《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在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中贡献力量的乡绅或乡贤之士，也都被称为“乡贤”，由此而形成了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曾为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等方面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村为主体的社会，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乡贤，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吏治清明，或以道德品行而闻名。这些最容易引起当地人们的认同感，增强了地方社会的凝聚力。他们中有的人走出家乡，在外面发达之后，仍然与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关注家乡的发展，为家乡出谋划策。即便是没有担任过官职的乡贤，他们在地方上也以其特有的身份、地位，维持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教化乡里，为一方百姓造福。
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他们在地方上热心公益，保家卫国，造福一方；推行以儒家为主的社会价值观，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可以说，中国传统乡贤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丰富的含义，但我们今天只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四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从乡贤文化来看，其中也包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相同的终极追求。
简而言之，“善”首先是个体最重要的道德修养。孔子说：“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孔子在后世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对整个东方文化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是在当时，他只是春秋时鲁国曲阜地方的一个乡贤。今天我们如果以国际的视野来看，儒家之于中国，孔子则为圣贤。他的各种品质的塑造，与其自身对于“善”的培养分不开。正是在“善”的基础上，促进了他自我人格的其他方面得以不断完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将“友善”置于最后，是因为它是一切价值观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实际的践行过程中，则应该反过来看，即从友善出发，进而为诚信，以此为基本原则，本分行事，即为“敬业”。做到敬业，其实就是在为国家作贡献，即是爱国。这四点，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基本规范和要求。每一个个体做好了这几点，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也就很容易达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目标，那么，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实现了。
可见，这二十四个字的逻辑关系非常明显，所以我们按照“友善、诚信、敬业、爱国”的顺序，来具体地探讨一下乡贤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友善
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友善，是指对事物或者他人的一种平和而友好的情感。友爱、互助、善良、正直、宽容、礼让、诚信等都属于友善的范畴，可见，“友善”与其他道德规范的内涵是有交叉的。
传统村落中的乡约、族规和家训等，都由当地的乡贤参与制定，带头遵守。其内容都是规劝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做到友善。具体来说，包括家庭中的孝悌修身、主次尊卑、婚姻祭祀等，进而推及和睦乡邻、规避词讼、调解纠纷、严惩盗贼、保护环境等。
当时的地方官员也提倡制定乡约，促进社会和谐，并鼓励推举乡贤。明代的《南赣乡约》，就是王阳明在当地为官时撰写的。《南赣乡约》整体性纲领指出：“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凡尔等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它详细规定了村民应该如何友善对待身边的亲人，并将友善的行为推及其他没有血缘关系的
人。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共同为乡间社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于人于己都是有利的。如何才能彰显这些友善行为，最重要的是要有乡贤来领导。《南赣乡约》的具体细则第一条就说：“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众所敬服者一人为约长，二人为约副，又推公直、果断者四人为约正，通达、明察者四人为约史，精健、廉干者四人为知约，礼仪习熟者二人为约赞。”这个“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知约”和“约赞”，就是乡贤。
一些乡贤的友善行为，特别被当地人传颂，成为他人的榜样。乡贤的名声也许不出当地，但他们所倡导的与人友善的价值观却能教化一方，甚至在人格塑造方面，发生着深远而巨大的历史影响，直至今日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村民们的行为。
2013年底，在陕西省铜川市的王家砭村，一辆货车侧翻之后，橘子散落一地。村民们自发前来帮助，将25余吨橘子全部转运到另外一辆货车上，帮助司机踏上路途。通过媒体报道，王家砭村被全国知晓，其实，王家砭村与人友善的风气并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与村里的一些乡贤的言传身教有关。比如，当时带头捡拾橘子的是热心于助人的老人朱北晨，他的品德在当地有口皆碑。1979年，村民的窑洞不慎坍塌，他及时施救；1995年，一辆装满蔬菜的小货车翻了，他组织村民帮忙把菜装上车„„正是在朱北晨这些新乡贤的影响下，王家砭村才会不断地荣获“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美德在农家示范点”等大大小小100多项殊荣。
诚信{乡贤文化作文}.
“友善”重在一个“善”字，而“诚信”则重在一个“真”字。这是传统村落文化中教导人们为人处世的两个基本原则，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诚信？
张载说：“诚善于心谓之信。”班固说：“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程颐说：“诚则信矣，信则诚矣。”“诚”是“信”之根，“信”是“诚”之用。{乡贤文化作文}.
一个人品行诚实就会讲信誉，讲信誉就是诚实，信就是诚，诚就是信，二者的基本内涵都是真实无欺。在古人眼里，诚信到底有多重要？《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话可以看出来：“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诚信首先是个人的一种品质修为，但最终能够上升到治理国家的高度。千百年来，诚信的品质在乡贤文化中代代相传，夯实了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通过对乡贤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处处都能显示以诚信来维系人际关系的实例。
在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凡有所成就的，大多都出身于耕读之家。他们通过读儒家经典，修身明志，通晓事理，并影响到家乡其他人。比如，湘军中的将领，基本都是起于地方，称之为“乡贤”毫不为过。出身于湘乡农家的曾国藩就是典型例子，他带领出来一大批湘军将领，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国藩一生行事为人，都讲究一个“诚”字，他在《湘乡昭忠祠记》自豪地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曾国藩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家塾里读书，接受了正规的儒家伦理教育，奉理学为圭臬，以诚待人。他在募集湘军时，提出专用乡村朴实、诚笃的农夫，对那些油头滑面、不诚不信者，概不收用。湘军能在近代中国赫赫有名，与曾国藩这番用人的标准不可分离。他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他也教育几个弟弟说：吾辈读书，最重要的就是“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在面对出身于城市市民家庭的李鸿章时，曾国藩告诫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唯一诚字而已。”曾国藩处处以赤诚之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熏陶后人。故而曾氏后裔，多为国家栋梁。
在几乎所有的乡贤，在制定自己本家的家训时，都将诚信视为重要美德，并要求子孙后代能够以此为行事做人的标准。直到今天，一些传统的家族仍然认为，自己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开基立业，都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宝贵的品德：诚信。河南省邓城村叶家是邓城村的大户人家，其家族中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都可以视为乡贤。这个家族认为，诚实守信是叶{乡贤文化作文}.
家兴旺几百年的秘诀。相传叶氏来祖叶邵逸在明末清初移居于此的时候，在邓城集开一小茶馆维持生计。一日，一个山西客商在此歇息饮茶，将里面装有金银、账本文契的钱褡忘在茶馆。叶邵逸发现后，忙把包裹收好，以待客商来取。客商回头寻找时，叶邵逸将原物归还。客商深为叶邵逸的忠厚实诚感动。随后，客商以合伙做生意的名义，提供资金从山西运来货物交其销售，并资助其经营。由于叶氏忠厚诚信，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很快便成为当地大户。这种类似的故事，在传统村落中几乎随处可以听到。它们大同